徐冰的巴比伦塔丨古老的圆筒缓缓滚动，打开时间卷起的秘密
//
“今天，艺术进入了它是什么最不清楚的时代。”徐冰在他的书中写道。
出生于1955年、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徐冰，曾给艺术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——“爱想问题的手艺人”。他自己便是高度符合这一定义的艺术家——基本功扎实，手艺极精，又热爱思考和记录，奇思妙想层出不穷。
在他眼中，好的艺术作品，自有其生命力和性格。“人类用各种物料塑造了艺术，但它们一旦离开人类之手，就变成了有自主生命的奇葩之物。它们性格倔强，变化无常，难被定义……它能到达的地方，是人类语言分析能力无力到达的。”
但他从不希望艺术在大众的心目中保持一种神秘高深的形象，也不喜欢读那些看似深奥的艺术理论书，他略带调侃地写道：“一般艺术家不读这类书，但可喜欢理论家用这种文字谈他的作品了，作品随之也深刻起来了。”
为艺术附加说法，并不符合艺术的原始秉性。回顾徐冰几十年来的艺术之路，他似乎始终在追求一种既浅显又深刻、既严肃又反叛的艺术表达手法，希冀激发观众们最直观的反应，无论惊奇还是疑惑。
而他使用最多的“物料”就是文字——不是我们熟悉的文字，是他自己创造的“假文字”。在他新近再版的艺术散文集《我的真文字》中，徐冰以一贯的认真劲儿，仔仔细细“交代”了自己对文字以及表意符号的执着，究竟从何而来，因何而生。
通天之高塔变乱之艺术
“在距巴比伦还有几里路时，那塔就浮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了：一根像亚麻线一样的细条，摇曳在闪着微光的热腾腾的空气中，从巴比伦地平线上慢慢耸立起来。又行走一些时候，他们眼前出现了巴比伦城巨大的围墙。如果把这围墙看作一个巨大的硬泥壳的话，那么，塔身就好像正破壳而出，变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。以致这群正在走近的人眼里除了这通天之塔外，便一无所见了。”
这是著名华裔科幻作家特德·姜的经典小说《巴比伦塔》中开头的一段。
老彼得·勃鲁盖尔《巴别塔》（1563年）
巴比伦塔（又称巴别塔）是圣经故事中人们建造的塔。古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“塔顶通天”的高塔，招致耶和华的不满，于是“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。”
徐冰认为，艺术也像是一种“病毒”，不断侵入井然有序的各种文化体系，使其被扰乱、被摇撼，从而突然松动，并被激发出过去不曾存在、或平时不会发生的种种反应，也像是一种“变乱”。
在那个古老的传说中，在人们建造它之前，全世界的人都讲同一种语言。而在真实的世界里，全世界的人们讲着数千种语言——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。
传说中的巴比伦塔从未建成，但人类曾经用来修建这座通天之塔的泥砖，或许有些就化为了艺术。
“为什么我的艺术总与文字纠缠不清？因为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最基本的元素，触碰文字即触碰文化之根本。”徐冰写道，“我的触碰充满了敬畏，也夹杂着调侃；在戏弄的同时，又把它们供在圣坛上。”
《天书》在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展出现场（1998年）
无论是《天书》还是《地书》，这些异样的“文字”有着一个共同之处：它们挑战知识等级，试图抹平地域文化差异，挑战思维的惰性，找回认知原点。
在那座从未建成的巴比伦塔下，人类是否曾经拥有过一个理想中的“认知原点”？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从古至今，人们从未停止过创作艺术；从古至今，人们永远在渴求了解更多。登上知识的通天高塔，眺望文明发展的远方。
但在那样的高度，就真能看得更清楚了吗？
从“鬼画符”到“天书
在特德·姜的《巴比伦塔》中，人们不仅建成了高塔，也一路攀登到了塔顶。
这座塔比太阳、月亮甚至星星都更高。
“他们终于登上了塔顶，头晕目眩的感觉消失了。这儿，在塔顶的四方平台上，矿工们凝视着下界像毯子一样铺开的陆地与海洋，在飘渺的雾气掩映下，大地与海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，都一直延伸到视力难以企及的地方。在他们头顶，悬浮着的是这个世界的屋顶，无声地告诉他们：我就是世界的最高处，这儿就是所有创造的根源。”
老彼得·勃鲁盖尔《巴别塔》（1568年）
徐冰的创造根源，可能是一个贫穷的华北小山村。
1973年4月，知青徐冰来到这个名叫收粮沟村的地方插队。村里最漂亮的姑娘，一年到头也只有一件衣服穿。徐冰记得，那是一件杏黄底带碎花的袄。天热了，就把里面棉花取出来，成了一件夹衣；天冷了，再把棉花放回去。
有一天傍晚，徐冰斜穿小操场回住处，有个坐在阴影里的人喊了声“小徐”，扭头一看，这个姑娘光着上身坐在自家院门围栏上。不知所措的徐冰随口答应了一句，就继续往前走了。第二天那个姑娘告诉她：自己昨晚上把衣服拆洗了，当时在等衣服晾干。
《天书》（局部）
同时，在这个因为偏僻而古风尚存的村庄里，徐冰第一次看到“黄金万两”“招财进宝”竟能合并成一个字的形式，“当时被震惊的程度，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。”
办丧事的时候，老人们还会翻出一些纸样，按照上面的怪字，描在白布上做成幡。他们知道徐冰会书法、又有墨汁后，就把这件工作交给他来做。后来徐冰才知道：那些是名副其实的“鬼画符”，是与“地下世界”沟通的文字。
1986年的某一天，徐冰还在中央美院读硕士的时候，在“想一件别的事情时”，突发奇想：想要创作一套“谁也读不懂”的书。
这个想法不仅在刚刚出现的时候令他激动，直到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甚至几个月都过去了之后，依然在他脑海中盘旋，不断丰富。最终他决定做一本除了文字之外，所有细节和制作流程都一丝不苟的精美的“假书”。
《天书》首页刻版，1987
徐冰认为，假戏真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艺术的力量就会显现。
花了四年时间，他对照《康熙字典》，编造出4000多个无人能读懂的伪汉字，选用典雅的宋体，将这4000多个“汉字”一一刻到木块上。版画系木刻的扎实功底，也成为这件作品成功的关键要素。
其实徐冰给这件作品最初起的名字叫《析世鉴——世纪末卷》，但展出之后，看不懂的观众们纷纷描述自己宛如“看天书”，徐冰也欣然接受了《天书》这个更加简洁精炼的名字。
世界进入了新一轮“象形文字时期”
“预想中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挖穿了天堂水库。”
《巴比伦塔》的主人公赫拉鲁穆看到那条喷涌出水流的裂缝就在身旁，他吞下最后一口空气，向上游进了裂缝中。“突然，他感觉到了水面上的空气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当他醒来时，四周一片漆黑。他继续往前爬行，直到一道光线出现在他眼前。“几分钟后，他慢慢睁开眼睛，看到了面前延伸开广阔的沙漠……”
他明明爬进了天堂水库，却又回到了地球之上。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
在创作《天书》20多年之后，徐冰创作了《地书》。最初的灵感来自2003年他看到的一张口香糖包装纸。纸上用嘴唇、拿东西的手和一个小人把东西丢进垃圾桶这三个图标，表达出“请将嚼过的口香糖扔在垃圾桶中”的意思。
“地书对话软件”
徐冰想，既然三个小图标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，那么更多的标识也可以讲更长的故事。从那时起，他便开始搜集整理世界各地的符号标识，最初范围囊括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乐图、舞谱、商标等专门领域，后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，这似乎成了一个没有止境的工作。
徐冰渐渐发现，从某种层面上而言，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“象形文字时期”。
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，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和耐心去慢慢阅读，普遍更接受一目了然的信息获取方式。传统学习方式越来越多地被读图所取代。“人类似乎正在重复文字形成之初的历史，以象形的模式又一次开始。”徐冰写道。
用“地书”写就的《兰亭集序》
这个观点或许见仁见智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在今天，任何想要推向世界的东西，都必须找到一种快捷有效的传播方式来实现。
在徐冰看来，艺术重要的不是它像不像艺术，而是看它能否给人们提示一种新的看事情的角度。“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：那些有才能的艺术家，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……对旧有的艺术，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，并用‘艺术的方式’提示出来。”
公元前1595年，古巴比伦遭遇来自北方安纳托利亚高原（今土耳其境内）的赫梯人入侵，王朝灭亡。之后来自两河东部扎格罗斯山脉的加喜特人渐渐占领了巴比伦城，建立了加喜特王朝（公元前1595~前1155年）。
这一王朝持续了四百余年，继承了古巴比伦的宗教和传统，也留下了展现两河流域神明形象的纪念碑和滚筒印章等文物。
加喜特王朝的一枚乳白玉髓滚筒印章（右）和印字泥板
“赫拉鲁穆突然明白过来了。一个圆滚筒，他想，人们用一个雕刻有符号的滚筒滚过一块柔软的泥板，滚筒就在泥板上形成了一幅图画印。符号可能出现在泥板相反的两端，但它们在滚筒上却是肩并肩的排列……世界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卷起来了，天堂与地球就成了滚筒上两个并列的符号。”
从天到地，从方块字到符号书，从华北小山村到纽约大都会，徐冰用自己的作品一点点搭建起了那座艺术的巴别塔。从大地上的塔底到穹顶下的塔尖，从地球的一侧到另一侧，古老的圆筒缓缓滚动，打开时间卷起的秘密。
那也是艺术的秘密。
（徐冰，中国版画家、艺术家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作品曾在中国美术馆、大英博物馆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、大都会博物馆等艺术机构展出。）
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编辑蒋庆
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有奖！）